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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才有新”——南岸创新社会治理纪实

责任编辑:ccpg  来源:重庆市南岸区南岸网站  作者:谭言  人气:460  发布时间:2015-11-26 16:07:10

  “用心才有新”

  ——南岸创新社会治理纪实

  核心提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写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我国首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虽只有一字之差,却有着巨大的区别和转变。随着社会发展,面对新形势下的社会治理这一命题,南岸是如何谱写这篇文章的?

  在“十二五”收官之际,南岸的答卷上写的是:市委书记孙政才作出批示:“要总结推广江北‘老马工作室’、南岸‘三事分流’等好的经验做法,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完善基层治理体系,提高基层治理能力”,肯定我区工作;国家民政部将南岸区确认为第三批“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是本批次中重庆市唯一一个获评区;国家民政部公布2014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南岸区“三事分流”社区治理创新榜上有名;南岸“131”院落自治模式成功入围由国家行政学院、人民日报社人民网组织评选的2015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成为我区首个、我市第4个入围十佳案例的项目;来自中央文明办和重庆市委的民调数据显示,我区群众满意度、社会安全感指数、政府公信力3组数据,每年上升约4个百分点……

  正如区委书记刘宝亚所说:“用心才有新”。正是近年来,南岸一直把创新社会治理作为全区“一件大事、两大特色、四大载体”中心工作里的特色工作之一来抓,举全区之力用心,把治道革新放到基层实际中去,在摸索思考中积极实践,在实践中勇于探索出新,才会培育衍生出“三事分流”、“社区减负”、“社区公益基金会”、“全科窗口”等累累创新成果,为南岸谱写出一篇和谐稳定的好文章。

  “十二五”时期,南岸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市化水平快速提升,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另一方面,既是都市功能核心区,又是都市功能拓展区的南岸,肩负着老城区更新和新区开发的双重职责,加强新老市民融合和服务成为重要挑战,南岸遇到了长期困扰又普遍存在的难题:民生投入越来越多,为什么群众的满意度没有越来越高?管理得越来越细,为什么群众的幸福感没有越来越强?社区和市民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为什么群众的认同感没有增加?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一字之变,为区委区政府找到了症结所在;只强调加大投入和权利赋予,没有相应的责任共担和公平的机制投入,投得越多,效果未必成正比;只强调自上而下的精细管理,没有自下而上的协商参与,管得再细,群众心头总有怨气。

  以党建为引领,坚持问题导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以基层民主自治为抓手,以群众满意为标准,南岸转变思维、解放思想,决定先行先试,从体制机制上、治理能力上进行创新和探索。边探索边实践、边实践边总结,创新社会治理的大幕在南岸拉开。

  归位——“社区减负”还原社区自治能力

  没有红头文件作出具体要求、没有启动仪式标志正式开始,这是一次始终着眼于、根植于基层,自下而上的“实验”——“社区减负”。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2012年7月,李菡进入南坪街道后堡社区,负责低保、医保、团委、科普等工作,“天天得在办公室‘宅’着,”李菡说,经常是几个部门同时要报表,时间紧迫,自己急哭了好几次。街道曾摸底统计,社区办理或委托办理的行政事务多达8大类、142小项。

  “你们就会天天盯着电脑看,不晓得出去解决问题!”一边是群众刺耳的批评,一边是社区行政事务的“压力山大”,南坪街道率先整治社区“眉毛胡子一把抓”的诟病,开展“社区减负”。

  通过成立社区公共服务中心,将分散在13个社区的大部分行政事务上收至街道,让社区腾出手来服务群众、引导居民自治,顺利试行一段时间后,这项做法上升到全区推行,我区建立社区事务目录,建立社区事务准入制,原本社区承担的251项、村承担的153项行政性事务,归并整合保留为62项。

  卸下行政事务负担后,社区工作人员开始真正深入居民家中,把握社情民意,化解群众矛盾。金紫街社区主任陈亚岚介绍,如今社区每天只保留1至2名工作人员坐班,其余每天都在片区里入户,不仅发现解决了社区老人需要加强养老服务等居民需求,还进一步增进了工作人员与居民的感情,把社区小事办到了群众心坎里。

  在社会细胞功能得到归位释放的同时,我区加强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将党组织建在网格、小区、楼院里,又大力开展“全科窗口”建设、群众服务平台建设,提高服务工作效能,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使社区做到减负增能。

  确责——“三事分流”加强基层民主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认为,社会治理的核心议题,就是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就是要弄清楚,哪些社会事务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各自分担,哪些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承担。这与南岸创新提出的“三事分流”不谋而合。

  “三事分流”将群众反映的诉求和问题,分为“大事”、“小事”和“私事”分类处理,政府“兜底”解决“大事”、居民自治解决“小事”、社区引导解决“私事”,进一步分清理顺政府、基层组织、群众各自的权责。

  曾有一名80多岁的老人找到东路社区,想让社区干部帮自己家做卫生,通过互助会社区了解到,老人有子女,住得也不远。“三事分流”后社区转变以往“大包大揽”的工作方式,通过劝说让老人子女定期照料老人,引导居民自己解决“私事”。

  2013年1月11日,区委书记刘宝亚创新提出“一事一议、一议一制、一制管一事”的工作方法,以问题为导向,通过“三级议事”的形式和程序,按照“责任制、时间表、线路图”来推进解决群众普遍关心、亟需解决的问题,基层民主协商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南山街道崇文小区楼栋环境恶劣,楼栋长、业委会成员及小区志愿者带头开展“垃圾下楼”活动,鼓励居民参与解决楼栋卫生这样的“私事”,强化居民的主人翁意识,最后居民转变“等、靠、要”思想,自发整治小区环境。在“三事分流”的实施下,这样的老大难问题得以大量解决,众多无人管、无钱管、无法管,居民遇到问题动辄上访的“上访大院”变身为环境整洁、管理有序的和谐家园。

  推行“三事分流”,协商“三事清单”,落实“三事分责”,厘清政府部门、社区组织和居民个人的角色,找准了“谁带头”,从政府“代民做主”到“让民做主”;找准了“谁参与”,从居民“被动参与”到居民“自我管理”。

  “政府既要敢于相信和依靠群众的治理能力,也要善于激发蕴藏于群众的治理能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政府要扮好主导的角色,推进社会组织明权确责、依法自治、协同参与,做政府做不了或做不好的事。”刘宝亚认为,“这样才能释放社会活力、提高治理效率,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公益组织与居民自治之间的良性互动,这也是法治思维在基层创新社会治理的运用和体现。”

  协同——强化社区服务多元主体协同协作

  区委副书记、区长郑向东认为,创新社区治理体制机制,需要加强基层政府、社区组织和社会力量在社区治理过程中的合作协作,才能实现社区自治、共治、法治。所以,在创新社会治理过程中,除了“三事分流”实行外,南岸还进行了改革对社区建设和民生项目投入机制、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建立社区基金会和社区公益站等配套改革。

  2014年,区政府积极引导,以社会捐赠为主体,居民出资为补充,创新建立了1400万元的“重庆民泰社区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基金会实行项目化运作,用于支持社区公益项目活动开展,支持服务类、公益类、互助类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和发展。同时,政府把触角延伸到社区,积极培育社区公益站。

  蔡廷惠是东路社区群众选举产生的公益站会计,管理着11000多元社区公共基金,这些基金来源于社区停车场的公共受益、群众自发回收废旧物品等收入,还有社会企业的捐赠,有了这笔活钱,社区里开展评选社区好人、节假日举办百家宴等再也不“捉襟见肘”了。“以前慰问这些活动都是居委会牵头做,一碗水难免端不平,居民时不时闹意见说‘被安排’,现在有了基金,居民自己商量自己的活动内容,居委会不再‘包办’,居民反响效果好得多。”居委会书记魏丽说。

  区委政法委副书记罗本文告诉记者,社区公益基金就相当于“发酵剂”,能够给公众参与、社会协同起到一定的催化作用,挖掘出社区基层的后续活力。据统计,目前在区民政局注册登记的社区公益站达70个,活跃备案登记的社会组织1100多个,注册志愿者10万余人。此外,我区正在探索“社区、社团、社工”三社联动,不断拓展社区服务领域和功能,构筑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志愿机制有效衔接的社区服务体系。

  纯“管理”时代已经过去,按照“二十字方针”和“四个治理”的总体思路,南岸正在不断激发基层社区的“核心号召力”,以社会细胞建设的基层角度为突破口,创新社会治理之道。海棠溪街道尊重群众意愿,改变“管控思维”,破解了土庙子片区十年拆迁难和海棠晓月积淀8年物管难;峡口镇政府跳出“政府来修路”思维,引导大石村村民自发修建产业致富路;花园路街道古楼湾社区,分清“三事”责任,以一张意见征求表化解小区停车难题……在一系列创新治理下,区人大通过人大代表议案,区政协通过政协委员提案,一个又一个群众关切的诉求问题得到有效化解,成果在各街镇全面开花,汇聚成全市乃至全国有名的“南岸经验”。

  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寻找答案,南岸创新社会治理回答了在基层如何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问题;回答了在基层如何落实居民自治,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回答了在基层如何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依法治理的问题。2014年,全区群众的安全感、满意度和执法公信力测评在全市排名上升5位,这是来自最有力的基层检验成果,也是发展成果共享的最好说明。

  创新社会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没有固定模板,没有俗成方式,只有以民为本,予惠于民,以群众满意为唯一的检验标准,这条“摸着石头过河”的道路漫长,南岸探索先行迈出了突破性的一步,在“十三五”还将继续前行!

  老旧散小区“老大难”的破题之法

  ——南岸创新社会治理基层案例“131”院落自治模式

  房屋修建年代较早、设施老化落后、无专业物管公司管理,又面临规划配套不完善、治安形势复杂、安全隐患突现、小区矛盾频发等困难,这样的老旧散小区“老大难”在各个城市普遍存在,南岸也不例外。在城市化进程中,能把社区细胞里的这些“顽疾”祛除,更是提升城市品质、促进社会和谐的迫切需要。

  将一个无人管、无钱管、无法管的“问题小区”,整治成为环境整洁、设施齐全的漂亮家园,并不难,难的是彻底走出“整治-反弹-再整治-再反弹”的怪圈;在小区里建立起一支巡逻队、宣讲队、保洁队,并不难,难的是居民真心愿意参与其中,持久有效地保持并发挥有益作用;把越来越多的民生投入到小区建设中去,并不难,难的是能够真正化解群众诉求,实实在在地提升居民的认同感、满意度和幸福感……

  是的,攻破一个小区的“老大难”容易,解决全区的社区治理问题,构建真正的“和谐稳定家园”,却是个大命题。但是,这五年,南岸努力做到了。

  到基层中去摸索路子,从基层里总结方法。南岸“131”院落自治模式就是论在社会治理的高度,在南岸“三事分流”治理原则下,解决小区“老大难”的创新案例,也是自下而上形成的一种可推广复制的经验做法。

  查病灶:扭住“人”、“钱”、“责”核心问题

  “由于年久失修,小区27个单元的路灯坏了一大半,夜晚出行十分不便。”在长生桥镇移民小区住了10多年的居民周昌义回忆,开发商早已撤场,又没有物管公司,小区坏掉的路灯曾一度无人负责。

  移民小区有居民1032人,大部分为农转非居民,整个小区的管理显得混乱无序:垃圾乱放、高空抛物、没有路灯、偷盗猖獗,地砖坏了没有钱换新的,小区花坛杂草丛生,陌生人随意进出小区也没有人询问。

  桃花桥社区党委书记康肇春分析,移民小区这样的老旧散小区经济基础薄弱,居民对物业费、公摊费、保洁费等支出的认识本身就难以统一,长而久往,形成了一种无人管、无钱管-弃管-上访的恶性循环中,就算政府花大力气进行整治,但居民“等、靠、要”思想影响,并没有主人翁意识,过不了多久问题就会反弹。

  小区之事小区居民如果不参与其中,就不能真正祛除“病根”。如何引导居民自治?小区资金后续无力,就不能保障小区管理有序的长久性。如何增强小区造血功能?小区管理制度不完善,难以确保小区院落自治管理有章可循。如何明晰政府、社区、居民间的责任,建立长效机制?以问题为导向,明查病灶,扭住“人”、“钱”、“责”这3个核心问题,我区开出了药方。

  定药方:整治打基础“三事分流”来治理

  在大事、小事、私事“三事分流”的治理原则下,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和居民在小区整治中的角色有了清楚定位,移民小区开始把“路灯维修”这样的“私事”摆上“台面”,让居民自己商定。最终,在小区党支部的组织下,移民小区召开多次议事会讨论,最后决定每家每户“打平伙”解决路灯维修问题。

  居民“打平伙”的钱更要花在刀刃上,为了给居民省钱,业委会、监委会货比三家,选择价廉物美的新路灯,小区里有电工手艺的居民自告奋勇,修好了路灯没收一分钱。最后,27个单元的几十个路灯重新亮了起来,而一千余居民只出了3000块钱的材料费。

  “我们选择环境改造愿望迫切且自治意愿强烈的小区,由镇政府牵头按照节约、实用、耐用的原则,抛出初步整治方案,通过召开院坝会、楼栋会等方式充分听取居民意见,采取一户一票实名表决的方式确定小区整治方案,大到小区是否围合、管网如何改造,小到休息座椅摆放、墙面装饰都全部由小区居民自己决定,真正做到问需于民,还权于民。”长生桥镇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环境整治的基础上,小区还通过清理、腾挪、规范物管用房、社区用房、规划停车位等措施,进一步挖掘、增加小区的造血功能,为“以院养院”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小区自治资金由“政府资助为主,居民自筹为辅”向“居民自筹和社会资金为主、政府补贴为辅”的转变。

  祛病根:“131”引导自治、共治、法治

  仅仅让老旧散小区环境实现整治是不够的,南岸要做的,是把“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小区的事情小区办、大家的事情大家商量办”的基层民主意识深入到居民脑中,逐渐转变“等、靠、要”依赖思想,把小区管理从“被动式”向“参与式”转变,从原来的“无人管事”变为“人人管事”。

  在不断的探索实践中,“131”院落自治模式在基层形成:“党组织领导+议事会民主商议、业委会决策执行、监委会全程监督+形成长效管理机制”。在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的领导和服务体系下,议事会民主商议决定“办不办”,业委会决策执行确定“怎么办”,监委会全程监督“办得怎么样”,按照“一事一议”、“一制管一事”的原则,把解决“小事”的方法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形成制度固定下来,纳入小区居民公约,大家共同遵守。

  在“131”模式运行下,不仅移民小区的路灯亮了,解决了10余年来房产证办理、一户一水表安装、房价补差落实等一批政府头疼的问题,也化解了小区污水横流、乱牵乱挂等社区棘手的自治难题。几年前还不断到市、区上访的骨干分子张致华、刘伦学等主动参加矛盾纠纷调解、义务巡逻等便民服务队,带头转变“信访不信法”的思维,逐步变成小区依法自治的骨干分子。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党建部副主任谢撼澜教授评价:这种创新源于破解难题的需要,体现了镇党委政府与社区干部居民共同探索的智慧,而且运作方式居民认可,运行效果群众满意,没有做秀和做作的成分。

  来自基层的“131”院落自治模式这一项目成功入围由国家行政学院、人民日报社人民网组织评选的2015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征集活动十佳案例,成为我区首个、我市第四个入围十佳案例的项目。

  “十三五”连着你我他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院将与我区签署《国情调研基地建设战略协议》

  ——专访南岸区政法委副书记罗本文

  (记者 张亦囝)在“十二五”期间提炼出来的各种先进经验和形成的先进机制,将在结合各个街镇社区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广,南岸区政法委副书记罗本文说:“在‘十二五’创新社会治理的工作中,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十三五’的工作中还需要特别加强解决。”罗本文称,这主要表现在对社会治理工作的认识不够,很多居民的主人公意识还不够强,没有积极性也就不会参与到社会治理创新中来。各级政府部门也要进一步加强社会治理创新的意识,只有社会治理好了,涉及到的社会方方面面才会更好。

  其次,部门力量、信息、资源的整合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罗本文说,一个社会问题往往涉及到多个部门,如果各个部门各自为阵,那么对于问题的及时解决是不利的。对资源和信息的整合,涉及到社会治理创新的全过程,如需更大范围区域性的资源、信息支持时,能够及时有效地获取,这对社会治理创新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最后,完善立法也是创新社会治理工作中所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只有针对社会治理中的重难点问题,加快社会治理领域立法,才能为今后加强社会治理创新工作提供制度安排。

  除此之外,我们还将思考探索“互联网+”与社会治理创新的进一步融合,利用了“互联网+”与大数据分析等手段,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在“十三五”社会治理创新工作值得一提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将于年内和我区签署《国情调研基地建设战略协议》。

  罗本文表示,协议签署后,中科院社会发展研究院的专家将会通过挂职南岸、开展数据收集、调研指导等方式,做好南岸创新社会治理区情调研、课题研究、人才培养,帮助南岸提炼社会治理创新的经验做法,加强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工作,甚至南岸的经验做法有望在全国实现推广。

  另一方面,全国其他地方有先进经验和机制,我们也能很快地学习和借鉴,更好地服务于我区的创新社会治理工作。罗本文还表示,基地建成后,对我区的社会治理创新工作将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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