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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聚焦】上海社科专家:一号课题有哪些亮点

责任编辑:ccpg  来源:上海观察  作者:李骏  人气:987  发布时间:2015-02-10 15:40:30

亮点① 解决了“谁是治理主体”、“为谁治理”和“怎样治理”

《意见》指出,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基本原则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核心是人,坚持依法治理,坚持改革创新,坚持重心下移。

  

把“坚持核心是人”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是《意见》的一大亮点,它体现和贯彻了习近平总书记最近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有关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方面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新要求,尤其是关于“三个进一步解放”的重要论述,包含着“人民主体地位”、“激活社会活力”、“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等重要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主体地位”的论述,进一步阐明了人民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为我们解决了“谁是‘主人’、谁是‘公仆’”的根本立场与思想观念问题。关于“激活社会活力”的论述,表明社会活力不足已成为影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最大短板。关于“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论述,帮助我们理清:(1)社会治理应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很多具体领域的社会治理,要借助社会组织来进行;(2)社会治理的重心,在于促进群众的城乡社区治理,推进基层群众自治,使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3)基层治理要尊重群众改革主体性、首创性。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确立了创新社会治理的指导思想,有助于解决“谁是治理主体”、“为谁治理”、“怎样治理”等一系列关键问题。这是党在社会建设理论与实践上的突破,也是指导上海市委“一号课题”深入开展调研、出台相关文件的重要理论依据。 (杨雄)

亮点② 街镇取消经济任务后,“中间层”建设是关键

《意见》成果之一,是明确统一停止街道的招商引资职能。这回应了许多专家学者乃至一些街道领导干部多年以来的呼声,充分体现了政府职能转变“壮士断腕”的决心。街道是城市日常性服务和管理的基础单元,是社会治理中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必须把工作重心转到管理与服务上来。

  

取消经济任务只是“破”,更艰巨的任务是如何“立”,即街道如何在体制机制上真正做好公共管理与服务。为此,《意见》分别对深化街道体制改革和完善乡镇管理体制提出了新的要求和部署,如加强中心建设、做实基本管理单元等。这意味着上海将在实现政府治理、社区共治、基层自治良性互动的设计上出新方案,其目标是,通过设计政府治理与基层自治有机衔接的平台和载体,在街道与居民区之间形成承载公共服务和行政管理的“中间层”,通过新增功能性“治理单元”来优化基层社会治理结构。具体来说,这包括两大方面的任务:

  

一是推进社区工作(服务)站建设和网格化管理。以“一站多居”、“一网格多居”为主要设置方式,在街道和居民区两个层面间形成总体布局合理、资源投放高效、更加贴近基层、上下衔接顺畅的社会服务管理平台载体体系; 同时将居委会和街道的大部分行政性服务职能剥离转移到社区工作(服务)站,大部分行政性管理职能剥离转移到综合管理网格上,促使居委会回归自治的主职能定位,形成“社区工作(服务)站主要提供公共服务、综合管理网格主要实施行政管理、居委会开展基层自治”的新型治理结构。

  

二是推进街道行政体制改革。推动街道归并整合机构、精简优化人员队伍,促使街道职能逐步向统筹策划社区建设、创意设计发展项目的方向转变,逐步形成“前店(社区工作站和综合管理网格)后厂(街道)”的运作机制;市、区两级要授权有关机构制定条线职能部门行政性事务下沉社区清单、设立社区事务准入退出机制,对于获得准入的行政性事务主要采取向社区工作(服务)站购买服务的方式进行,推动社区工作(服务)站向社会组织转型;通过综合管理网格优化整合一批行政执法力量和协管员队伍,通过转制改革,推动协管员队伍组织形态企业化或社会组织化,部分行政性事务亦可采取向转制后的协管员队伍购买服务的方式予以完成。 (夏江旗)

亮点③ 基层社区减负增能,着力点在哪里

《意见》指出,要推进居民自治,激发社区基层活力。主要分为理顺组织体系、工作队伍建设、深化自治机制、推进减负增能等四部分进行具体论述,着力破解基层社区建设普遍存在的基本问题。

  

理顺组织体系着力解决基层社区治理架构问题。居委干部关于行政事务“负担重”的反映和抱怨,问题根源在于基层组织行政化、单位化、全能化现象严重。《意见》提出,必须建立健全居民区治理架构,以培育治理主体、完善治理结构、激发社区活力为基本点,破解当前社区体制行政倾向和群众自治主体缺位问题,必须结合“自治家园”建设的经验总结,理顺基层社区组织体系,提升社区群众工作能力,高度重视培育好、发挥好社区群众骨干队伍的作用,形成吸纳居民参与、整合社群资源的自治机制和功能平台。

  

工作队伍建设着力破解基层社区“队伍荒”问题。居委会组织作为行政体系的“脚”和群众自治的“头”,上级部门服务管理的“千条线”能否顺利到达人民群众,居委干部这根“针”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此,针对“队伍荒”问题,《意见》提出,要形成结构合理、来源广泛、素质优良的居民区工作队伍,以拓宽来源渠道、提高薪酬待遇、畅通发展空间为基本点,从有利于提升群众工作能力、强化社区专业技能、优化社区治理结构、培育共同体意识的角度出发,加强以居民区党组织书记为带头人的居民区工作队伍建设。

  

深化自治机制着力解决基层社区自治薄弱问题。调研显示,居委会开展自治的适度规模是700—1500户之间,但目前大部分居委会辖区超出适度规模,部分居委甚至超过3000户。当前,在居委会规模动态调整的基础上,鼓励依据社区形态总体特征探索分类治理体系,建立健全标准化政策的动态调整机制,给基层留足制度创新空间。与此同时,结合陆家嘴街道、康健街道等典型经验创新自治培育方式,通过设立社区基金、自治金等社区基金形式,以居民需求和协商民主为导向,鼓励和吸引社区组织、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以项目化的形式参与到社区治理和社区事务中。

  

推进减负增能着力解决基层社区职责定位问题。科学界定社区职责,按照“依法依规、规范准入”的原则完善社区准入机制。由此,必须尽快破除居委会全能型的社区组织定位和职责内容,针对社区居民基于基本公共服务、社区互助服务、专业化服务的不同服务需求制定权责清单,积极培育与之相适应的社区治理主体,开展有针对性的社区事务和治理模式。同时,对于调研中反映突出的工作台账、“万能章”等问题,必须尽快予以清理规范。 (徐中振、张友庭)

亮点④ 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建设“铺路”

《意见》提出,要培育社会组织,发挥枢纽型社会组织作用、推动社区志愿服务组织发展等。

  

重点培育扶持政府职能承接型社会组织、政府职能补位型社会组织、基层自治促进型社区社会组织等三类社会组织,支持和鼓励社区居民成立形式多样的群众团队,充分发挥其基层治理人才孵化器、居民自治队伍蓄水池、社区和谐催化剂的作用,实现社会组织规模、结构、布局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保持协调同步,与社区治理的需要相适应。

  

尽快制定市区两级《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项目指导意见》、《政府转移职能目录》、《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项目目录》、《可承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项目的社会组织名录》 等基础性目录或清单,以及 《社会组织准入标准指导意见》、《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项目监管体系指导意见》、《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项目评估体系指导意见》及其操作细则,形成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政策制度体系; 用好用活现有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因类制宜地将社区工作(服务)站、居委会乃至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纳入购买服务的承接对象。

  

在发挥工青妇群众团体作用的同时,形成更多的枢纽型社会组织,就要着力解决社会组织面临的募捐资格、税收、公益项目成本与定价等瓶颈问题。在募捐资格方面,目前只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认定的具有救灾宗旨的公益性民间组织才有募捐资格。这限制了其他从事公益服务的社会组织的募捐。建议依照国际惯例明确所有从事公益服务的社会组织都有募捐资格。在税收方面,目前社会组织从事公益服务项目收入要交纳5.5%营业税和20%所得税,赋税较重,建议减免社会组织从事公益事业收入的营业税和所得税。在成本定价方面,众多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成本预算不允许列入社会组织人员(特别是其管理人员)薪酬开支的规定,脱离社会组织发展的实际。社会组织职员的薪酬和组织运行的其他成本,都是在公益服务项目运行过程中必然发生的,应成为公益服务项目成本的一部分。 (程福财、郑乐平)

亮点⑤ 加强法治保障提升“巧治理”能力

《意见》提出,要强化法治保障,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要高度重视运用信息化理念和方式推动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将《意见》的这两条内容结合起来看,意味着上海将在加强社会治理的法治保障上出新思路,其目标是,通过加快社区治理的法规体系和信用平台建设,促进法治政府建设与法治社会建设之间的良性互动,提升对基层社会进行“巧治理”、“软治理”的能力。这包括两大方面的任务:

  

一是将在市一级的立法权限内,以社区、社会组织、社工三大领域为重点,完善与社会治理相关的地方性法规体系。探索有关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发展的地方性立法试验;尽快修改《街道办事处条例》,进一步明确街道职能定位、共治机制、财力保障等内容;目前《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稿)》尚未进入全国人大立法程序,本市可尽早启动相关地方性立法的前期调研和研究储备工作,保障未来的立法实践能够充分兼顾中心城区和城乡结合部社区居委会的各自特点; 建立对重大社会治理问题的快速立法反应机制,加快完成《突发事件应对条例》的立法工作等。

  

二是将加快各类公共信用信息平台的归集统一和信息服务体系建设。逐步扩大社会信用体系覆盖领域,建立健全个人和组织在社区公共生活中的表现与社会信用体系、人口管理制度衔接挂钩机制;建立社会专业力量、公众参与信用评价工作机制;通过依法合理征信,依法严格执行惩罚制度,拉升违法违纪和不文明行为的代价和成本,通过社会信用体系的广泛切实应用来提升社会“巧治理”、“软治理”的能力。 (夏江旗)

亮点⑥ 基层党建由“单向管理”转向“双向治理”

《意见》反复强调了党建在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中的重要性。首先,在基本原则部分,提出要将加强党建工作贯穿于基层社会治理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其次,在推进居民自治、激发社区基层活力部分,提出要建立健全以居民区党组织为核心的居民区治理架构,加强以居民区党组织书记为带头人的居民区工作队伍建设,发挥居民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自治功能等。最后还专门提出,要发挥区域化党建引领作用,提高社区共治水平,包括完善组织体系、创新工作机制、动员各方参与等。其实,上海的基层社区党建历来走在全国前列,《意见》对此给予浓墨重彩的强调并不意外,而是将党建的核心地位、引领角色、统筹功能作了进一步、系统化的概括和升华。

  

过去十多年来,上海的基层社区党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组织化党建健全了党的众多基层组织(节点),后一阶段的区域化党建建立了党的众多基层组织之间的联系(网络),两者相结合构筑了社区党建的基本系统。此次《意见》的出台和落实,相信会使上海基层社区党建走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那就是,在区域化党建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基层党组织向社区扎根,加快自上而下的“单向管理型”党群关系向上下互动的“双向治理型”党群关系转变,推动基层党建工作的机制方法从行政化、科层化方法向群众化、社会化和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方法转变,最终在市场经济和利益分化的新形势下不断增强党对基层社会的引领、组织和统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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