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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基金会与社区营造研讨会|刘建军《社区的温度》  - 思考与探索 - 城市社区参与治理资源,cc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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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基金会与社区营造研讨会|刘建军《社区的温度》

责任编辑:ccpg2014  来源:成都市锦江区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  作者:  人气:604  发布时间:2016-06-28 22:52:13

   6月3日,由成都市民政局、锦江区民政局、成都市锦江区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主办的“社区基金会与社区营造研讨会”顺利举行。研讨会上来自香港、上海、深圳、中山重庆等多地的嘉宾共同探讨了具有中国特色社区基金会在城乡社区营造中的定位、作用、关系、运行模式和发展机制,寻求社区基金会及城乡社区营造的健康持续发展之道。

  刘建军  

 

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中外政治制度方向博士生导师

   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做社区治理的感受。社区这个词是1933年费孝通先生从英语community翻译过来的,翻译的城市社会学代表人物帕克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费老为什么把community翻译成社区?很可能是基于他对农村的关注,因为农村是一个区域,所以他翻译成社区。如果他翻译的时候关注的对象不是农村而是上海(城市),费老很有可能翻译成“社群”或“共同体”,而不是“社区”。因为社区这一概念带给人们的第一感觉就是一个区域。农村社区恰好就是一块区域,以村落聚集地作为载体的区域。现在有很多人会问,社区是大一点好呢还是小一点好,就是受这一译法的影响。社区的“行政区化”,也是与此联系在一起的。所以,现在有一些人建议能不能用社群代替社区。实际上我觉得费老翻译的挺对的,因为中国社区这个概念首先是跟居住空间连在一起的。

   我感觉到未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两个空间:一个是网络空间,一个是居住空间。前段时间,我老家一所高中的学生得了一场重病,需要40万,一周之内筹齐,15万通过网络筹集,20万通过居住空间(高中周围的居住区域)筹集,还有5万是企业家定点打卡进去,一周之内就解决了资金问题。这个案例就非常鲜明地印证了网络空间和居住空间的重要性。下学期我计划给本科生开一门通识课,叫“政治与社会”,其中有一讲就是“互联网政治与社会”。互联网与所有技术相比,是一种天然的具有政治和社会属性的技术。这两个空间对中国的影响特别大,我做的研究是关注以居住空间为载体的地理共同体。做社区研究,总结起来主要有七句话

 
恢复社会关系

    为什么我们在社区里面看到老年人参与得比较多呢?因为老年人的社会关系变得稀薄了。社会关系稀薄的老人,要想恢复社会关系,最理想的地方就是他们所在的居住空间。所以他们要参与社区,重建和恢复他们的社会关系。最近,我把这个理念运用到对待我父母的态度方面,我以前跟父母电话交流的频率比较低,因为他们讲的话题都是一样的,我母亲最近睡不着觉,连续五个晚上睡不着觉,就异常痛苦。而且这一痛苦是我们无法体会到的。我分析睡不着觉有很多原因,有可能是当年她承担的沉重的户外劳动和户内劳动,以及不和谐的家庭关系,对其神经系统有所损伤。于是我就经常跟她打电话,打电话的目的就是恢复社会关系,通过恢复社会关系对她进行的一种心理和精神治疗。

    我到社区里面去,很多社区书记和主任跟我聊,说他们有很多团队,其实我不关心你有多少团队,我更关心的是通过这些团队能不能把社会关系建立起来。比如舞蹈队能不能把社会关系“跳”出来,太极拳团队能不能把社会关系“打”出来,如果没有,那么这样的组织就仅仅是活动型组织,不是功能型组织。把活动型组织转化为功能型组织,是优化社区治理的秘密所在。

  缔造社会联结

    中国社会是一个关注社会联结的社会。我在做社区研究的时候,非常关注两种类型的联结:一是物物联结,二是人人联结,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分析,最后发现,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最有效的四个支点是:亲子、环保、公益、养老。为什么特别有效呢?因为这四个支点的背后是找到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结点。

    一位美国教授曾经说过,中国人奉行的肯定不是集体主义,日本和韩国的学生奉行的是非常典型的集体主义,他的依据是中国的学生比韩国学生、日本学生的创造力更加旺盛。他通过这种感觉来判断中国人不是集体主义。受此启发,我感觉我们不能用集体主义或个人主义这样的二元对立来分析中国社会。我的发现是中国人奉行关联主义,它既不是集体主义,也不是个人主义。关联主义的要害包括两点:既要发生关系,又要缔造联结,重心在“联”上而不是在“关”上。关联主义的社会生成机理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注重从个体向外部的道德扩展。所以,这是一个有别于西方立体社会(即阶层社会或阶级社会)的水平社会。在这个水平社会中,个体与家庭的关联,家庭与社区的关联,社区与国家的关联,成为将不同要素串联在一起的联结机制。如果把社区置于这样的视野中来看,我们发现社区乃是“扩大的家庭”。所以我提出一个概念:关联物权。公共生活为什么能够在社区中成长起来,一个极为重要的基础就是关联物权。物权不仅仅是分为私有物权、公共物权,还有关联物权,关联物权存在于私有物权和公共物权中间。在社区中,楼道是非常典型的关联物权空间,所以我特别关注楼组建设,我做的第一个课题就是关于楼组建设方面的。我们做的课题名称是“唤醒邻里空间”。我曾经研究一个卫生楼主,就是一个楼组长扫了四年楼道,最后就扫出了一个卫生楼主,一个拥有议事会的自治楼组。楼道是非常现实的关联物权空间,楼组是实实在在的治理单元。如果我们能够把楼道这一邻里空间唤醒,把楼组这一治理单元做实,就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培育社会资本

     我们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不缺经济资本。以后我们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开发社会资本。对于中国而言,健康而定型的国家治理体系取决于政党领导下的政府、社会与市场的相互协作。现在关键的问题是社会这个层面的力量太弱。如果没有社会的自我调节,没有社会的自我修复,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肯定会缺少一个极为重要的构成部件。与西方将国家与社会视为互不相容甚至相互绝缘的两个部分不同,中国一直在探索国家与社会的交集点与交集区域。这就直接导致了中国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不是在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决定、相互排斥的逻辑机理中展开的,而是在国家与社会相互关联、交集和合作的逻辑机理中展开的。沿着这样的逻辑通道,我们熟知的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社会公益、社会组织就应运而生了。不仅如此,依托社区公益基金而成长起来的社会财产、依托社区公益活动而成长起来的社会劳动,也就呼之欲出了。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我们如果把“社会”这个空间的组织、资源、治理机制和治理过程做实了,那么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和有效衔接也就顺理成章的呈现出来了。所以,开发和培育社会资本对社区治理来说极为重要。信任是社会资本很重要的表现,但是现在的社区里面信任度有多高呢?我曾经做过上海一个小区的研究,这个小区如果业主回去晚了就可以把车钥匙交给保安,自己直接上楼,保安可以给你停车。在上海我就见过两个这样的小区,这种情况,证明小区的信任度是很高的。社区中有了这样的信任,社区温度就骤然提高了。

   弘扬社会劳动

    社区里面很多的编织队,阿姨们组成的编织队做棉帽、棉鞋,送给困难老人、独居老人,这些产品就是社会劳动成品,他们的劳动就是社会劳动。劳动也不是经纬分明的分为私人劳动与公共劳动。劳动实际上是分为三个部分:家务劳动、社会劳动和生产劳动。当我们走进社区之中,发现阿姨们组织了很多类似编织队、手工坊这样的志愿组织,他们的劳动实际上就是社会劳动。基于这样的理论判断,我们就发现社区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是丰富多彩的。

    最近我在写一篇文章,名字叫“伟大的母亲”,副标题叫“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性别化积累”。希望这篇文章能够成为一篇“伟大的文章”。我提了个非常有创意的概念,叫“性别化积累”,这是什么意思呢?中国通过工业化时期,特别是60年、70年代时期,大量的资源转移到了城市,农村出现了生活资料的空白,这个空白由谁来填补呢?就是由母亲的双手来填补的。大约在高中之前,我身上穿的衣服都是母亲用双手编织出来的。我们这个年龄的人,甚至比我们大一点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复旦大学张乐天教授曾亲口告诉我:他是穿着母亲做的衣服、鞋子来复旦大学报到的。所以,我觉得我的母亲非常伟大,当时在农村,她也给其他人家的小孩做衣服,当时村子里几乎所有小孩穿的衣服,都是农村中伟大的母亲群体甩双手编织出来的。母亲群体的劳动就是社会劳动,她们生产的产品就是农村社区中的公共产品。“社区里面很多劳动都是社会劳动。“社”这个字,有两重含义,一是跟女性有关系,二是与土地有关系。所以说社区很大程度上是女性主导的空间,这是由文字就决定了的甚至我们再讲社区的时候,就不讲滕尼斯的社区理论,而是讲中国文化基因孕育出来的社区理论,这是女性的土地,这是一块有温暖、有温情、有温度的土地。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讲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归根结底就是文化的自信。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中国的社区一定是中国文化基因孕育出来的。我们在上海做礼治社区研究,就是寻找中国社区背后的文化密码。

   探索社区治道

     中国的社区治道,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党委领导下的政府治理、社会自我调节与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和有效衔接。我住的杨浦区,80%是那种售后老公房,也就是说,住在这种老公房里面,要靠居民自身力量改善居住质量其实是挺困难的。所以,我参加层次高一点的议会,就呼吁政府应该多往社区里面投点钱。但是我跟基层干部和老百姓讲,你不把自己的自治能量开发出来,不把自己的自治议题提炼出来,不把自己的自治公约制定出来,政府的钱是拿不到的。这就是成都开创的“先自治,后整治”社区治理之路。这才是良性互动和有效衔接。所以说中国优化社区治理的道路还远远没有完成。真正优化社区治理结构的道路才刚刚开始。中国什么时候才能从居民自治达到未来的社区自治,中国社会治理的基石也就奠定下来了。所以,我提出优化社区治理结构,应该与以下五个方面相结合:一是与城市规划和社区营造相结合,二是与互联网与智慧治理相结合,三是与社会工作和社会组织相结合,四是与社区自治金和社区公益基金相结合,五是与专业化的培训体系相结合。

6
催升社区温度
我在上海的一些小区里面调研,发现即使是很好的小区、很好的居民区,一些人一天至少也要吵两次架。上午开车出行吵一次,下午停车的时候吵一次。原因就是停车难这一议题难以解决。如果一天吵两次架,你说这样的社区生活质量是高还是低呢?社区生活质量的高低不完全取决于住房大小,更取决于社区温度。所以说我一直觉得,社区从根本上来说不是一个法治的空间。因此,我们提出社区乃是一个礼治的空间,比如说孝之礼、停车之礼、关爱之礼、互助之礼等。据统计,一个特大型城市去年判刑达4万人,更为严重的时候获刑的大都是年轻人,推算下去,一年4万,十年就是40万。所有获刑的人将来都是要回归社区的。严峻刑法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吗?严峻刑法能解决社区公共安全这一议题吗?美国依靠严峻刑法解决黑人问题的教训值得我们反思。2014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社会学系一名年轻的助理教授——爱丽丝·戈夫曼,出版了她的新书《在逃:一个美国城市里的逃亡生活》。此书印证了邻里运动的终结及黑人社区令人窒息的幻灭感。爱丽丝调研了费城“第六街区”的217个黑人家庭。对于这些家庭来说,只有手铐,没有钥匙。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加大对贩毒、暴力犯罪的打击力度,在全国社区部署大量警力,实施 “零容忍”政策。有研究显示,过去四十多年,美国监狱羁押人数增加近7倍,其中黑人占相当大比例;每9个黑人青年中就有1个待在监狱,而这一比例在白人中不到2%。从2007年到2010年,“第六街区”年龄在18岁到30岁之间的308名黑人男性中,有144人曾因未缴纳诉讼费或未按时出庭被拘捕,117人因违反假释或保释条例被拘捕。这意味着,“第六街区”每一个黑人青年都可能会因犯个小错而失去自由。爱丽丝所说的“在逃”,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词汇,而是一种动荡不安的生活状态,即使不被通缉的黑人青年,也会因恐慌入狱而选择“逃亡”,拒绝与司法机构合作,致使他们长期处于“半合法”的边缘,游离于正常生活之外。在美国这个统一的国家背后,我们看到的是非常可怕的人民分裂、族群分裂、不同社区间的分裂。美国对黑人群体用警越多,产生的问题也越多。所以,我提出了“从社区拯救城市”这个命题。因为社区可以软化阶级间的距离,缩短阶级间距离,消减很多社会矛盾。我关注社区已经达四年之久了。我用四年时间撰写了《居民自治指导手册》一书。这本书是基于第一手资料写出来的,其中包含着我太多的心血,是我“躬亲力行、经世致用”这一治学宗旨的体现。我在本书中提出:承载民生关怀、彰显国家责任的社区,是中国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凝结与汇聚。社区建设、社区服务和社区治理,与百姓生活紧紧相连,与城市生命环环相扣,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

   展示社区魅力

    我们做社区研究,就是要把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感受展示出来。展示社区魅力,应该成为中国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在《居民自治手册》一书中提出:在中国绝大数人都是要回归社区的。社区就是由一个个家庭组合而成但又超越家庭的生活共同体。社区治理的好坏,直接决定着国家治理体系的细胞是否是健康的。居民自治、志愿组织的活动作为社区治理最为重要的内容,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个人与公共事务的联结点。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生活在安全、祥和、温暖的社区中,将是中国国家治理之大幸。对于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来说,如果能够把社区中温暖的社会关系视为最奢侈的财富,那么也将是人生之大幸!

    我用以上七句话来概括我做社区研究的感受,目标只有一个:“最终让大家生活在一个有温度、温情的、温暖的居住空间里”,这也是我写《居民自治指导手册》的宗旨。所以我很想挖掘中国社区中的精彩故事,总结中国社区中独特的治理结构。最好能够把这些东西制作成专题片,拿到国际社会上播放,向世界展示中国社区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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